史上“最难就业季”：为什么毕业即失业

  结合我国国情对“就业难”进行反思，我们显而易见，教育体制的相对落后、经济结构转型的缓慢、对职业教育的忽视，是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不畅的主要原因。

  解决就业难问题，一方面政府应多管齐下促进大学生就业，另一方面，毕业生也应明确定位、调整心态。

  高端服务业是一个个性化的领域，是技术没办法替代的，而且它的另一个特点，就是对人力有着大量的需求。

  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，它必然成为经济问题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，研究就业问题也不例外。

  今年，699万名高校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，从目前的统计数字看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地大学生的签约率，目前分别为26%、25%、47%。就业的压力，无疑是2013年夏天的热点问题，数百万没有着落的毕业生，将度过一个忐忑的夏天。如一些专家学者分析的那样，就业在中国，“将是一个长期问题，需要追根溯源来理解、分析并应对”。

  不久前，中央电视台以《就业：压力之下，公平更重要！》为题，对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进行了专题报道，根据报道展示的细节，很多应届毕业生，以较低待遇和职位要求，应试数十家企业、单位，却依然没找到一把“椅子”

  中央电视台的报道，从标题上看就凸显了“公平”二字，似乎想为目前的就业难寻找一条缓解压力的途径。而在另一些专家看来，“公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，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都存在”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说，“但从目前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看，这一说法针对性不强”。

  2012年底，有统计数字表明，2012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超大学毕业生起薪。一位2011年的毕业生至今工资仍只有2000元左右，仅够养活自己，“不是没找更好工作的想法，问题是，在学校学的东西很少用得上”。

  目前，很多大学生以略高于2000元的月收入挣扎着，而农民工的月收入很多已达到了五六千元。对此，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总结为：“农民工越来越难招，全国就业新增创新高，但是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。”

  《扬子晚报》日前发表了署名周建平的文章，从高校教育的角度探讨了大学毕业生“毕业即失业”的问题。文章称，专业对接性差慢慢的变成了大学生就业的一大障碍。在大扩招中，不少学校选择办学成本低的专业作为扩大招生的突破口，造成一些专业设置泛滥，有一些专业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需求。

  正如那位毕业生说的，“在学校学的东西很少用得上”，在采访中杨燕绥对记者说：“从教育上看，我们的高等教育结构存在很大问题。”

  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思路，依然没脱离传统思维，过度重视名牌大学，重视研究生教育，相比之下高端职业教育的比例严重失调，于是一方面产业升级，找不到高端职业人才，另一方面，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岗位。对此杨燕绥精辟地总结为：“很多人没事干，很多事没人干。”

  在杨燕绥看来，名牌大学、研究生教育，在求职上有一个明显的劣势，就是脱离实际，这些毕业生既没有较高的实际在做的工作技能，也没有创业的能力，“他们一出校门，只是想找把椅子坐下来”，杨燕绥表示，“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失调，反映了我们的高校教育改革没有跟上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际”。

  今年，我国就业市场遭遇“史上最难就业季”，很多人表示，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，很有几率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点。

  专家学者、政府官员，在寻求解决之道时，把目光投向了产业调整。在分析大学生不敌农民工的原因时，张燕生表示，这是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个结构性问题的显现。

  近日，中央、国务院总理在出席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时，发表了题为《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》的主旨演讲。在演讲中，他指出，全力发展服务业即是当前稳增长、保就业的重要举措。

  “产业体系失衡，是目前就业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。”杨燕绥表示，“解决很多人没事干，很多事没人干的困境，一个更重要的途径，就是改变粗放型的产业结构。”

  多年来，我们的经济稳步的增长都是粗放型发展，重视第一第二产业，轻视服务业：有了钱就用来买地、盖高楼、修公路，然而根据就业理论，随技术水平的增长，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条件必定是下降的，这是技术发展的结果技术解放了人力。

  因此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工作前途是有限的，而对于服务业来说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，“高端服务业是一个个性化的领域，是技术没办法替代的，而且它的另一个特点，就是对人力有着大量的需求。”杨燕绥表示。

  目前，服务业在我国GDP所占的比重只有30%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，应该占到70%才算合理。在杨燕绥看来，目前我国IT、金融、医疗等高端、个性化服务领域，都还远没有成熟。

  未来，要更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解决就业问题，杨燕绥表示：“需要国家创造就业岗位，特别是在服务业，要从农村到城市打造一条包括IT、金融、医疗、文化等完整的服务链，既能大大的提升国民的生活品质，也可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。”

  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讨论，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近几年来，就业正在逐渐取代GDP成为政策最关注的内容。

  从国际上看，近一个世纪以来，就业也是一个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，20世纪上半叶，随着“失业”成为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，西方经济学家就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就业这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，并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。如古典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、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、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、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黏性就业理论等。

  总体来说，西方主流的就业理论，将失业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、劳动分工、工资率以及消费不足。在解决途径上，希望能够通过经济稳步的增长来解决。然而，从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形看，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之道，在我国失效了。

  最近十多年，我国出现一个让人困惑的局面，经济稳步的增长并没有带动就业，我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很不明显，中国经济快速地增长，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。也就是说所谓“奥肯定律”，在中国失效了。毕业生慢慢的变多，岗位却慢慢的变少，据统计，今年的岗位比去年减少了15%。

  在研究高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原因时，山东学者周青梅认为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对就业问题的研究以及有力支持，经济稳步的增长往往成为唯一的目标，不重视发挥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的主导作用，导致目标与手段倒置，是中国失业问题日渐严重的一个原因。

  从统计数字看，在发达国家，员工工资占到了公司运营成本的50%左右，我国政策规定的数字是14%左右，而从近几年的实际统计数字看，我国企业的员工工资，甚至低于14%的比例。

  我国的就业理论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与国外相比一直处在落后状态。

  在探讨西方理论对中国的启示时，周青梅认为，已有的就业理论较少涉及制度因素，多数西方主流就业理论的前提是“制度是一个既定因素”，没有被当做变量来考虑。

  实际上，由于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路径，各国选择的制度有着非常大的差异，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，这种差异也无法改变。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，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，它必然成为经济问题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，研究就业问题也不例外。